李河君：感谢国家和有关部门及各界朋友在关键时刻给予汉能的支持

内容摘要：　来源：《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

来源：《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

综上，政治、规范与实践维度的类型划分主要代表了视角与功能的不同侧重，并不意味着方法论之间的相互对立。其中，国内政治学，即国法学，下设宪法学与行政学两个子学科。

由此可见，在百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国宪法学并不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彼时，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分别以国例与律例二词对译葡萄牙1821年宪法与法国共和八年宪法。[113]国际团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新中国宪法关于国际和平的话语凝练，并在各自时代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国际传播，为我国的国际交往争得了主动权与话语权。毕竟，就像有学者指出：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既包括对西方价值的取舍，也包括对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102]不过，晚清民国的宪法制定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良，并未形成中国自主的宪法学话语。

[23]参见翟志勇：宪法中的‘中国——对民族国家与人民共和国意象的解读，《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第76页。[47]参见出岫：主权所在论，《国民》1913年第2期。当然，2021年修改后的全国人大组织法扩充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权，其任免范围包括除总理外的国务院所有其他组成人员，几乎可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产生国务院了。

若从议行复合结构的视角观察，可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均从属于全国人大，但它们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 杜强强，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二是提名程序上的差异。议行复合结构在我国宪法上并非自始存在，它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而出现。

[7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64]大多著作都是在列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之间的职权和负责关系后笼统指出，国务院从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26]前引〔17〕，《列宁选集》，第152页。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议会内阁制国家往往坚持‘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而采行其他政体的国家则未必如此。苏维埃本身是一个代表机关，但列宁却说它能够结合直接民主制的长处，这有助于理解我国宪法第3条中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之规范含义。结语我国宪法上议行复合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源于协调处理国家权力的代表性与行动能力之张力的现实需求。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页。当时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约为1200人），略少于苏联两院代表的总和，但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国会都大得多。自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全体成员均为全国人大代表。这实际上是认为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权力结构类似于议会内阁制。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7页。其二，从宪法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国务院是国家的行政机关，负责法律的施行，这并无疑问，但不能因此一概认为行政相对于立法来说处于从属地位，进而推论出国务院相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处于从属地位。

从机关权限和人员任职两个方面来看，我国宪法上的议行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结构到复合结构的发展历程。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回顾我国宪法上议行关系的历史发展，然后分析议行复合结构的成因及其基本内涵，尤其将侧重于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最后引申出对国务院职权立法相关争议的澄清。

国务院既然具有直接的民主正当性，则其职权立法也就有了基本的合宪性。不过，鉴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的关系是议行关系的典型，本文所作讨论仅限于此，而不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关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曾有两段经典论述。从隐性的议行合一角度看，这种观察似乎并不确切。行政法规显然具有优先于地方性法规的高位阶。就国务院与全国人大的关系而言，由于国务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国务院组成人员亦多具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国务院可被视为一个从属于全国人大的行政委员会。

一、议行复合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结构在词源上指的是建筑物的构造方式，包括一个整体的各部分相互构成的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权机关的代表性备受关注。

[63]前引〔22〕，许崇德主编书，第170页。从上述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各级人大的代表性和行动能力在当时已经受到了同等的关注。

质言之，无论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国务院，它们的民主正当性均直接来源于全国人大，而不是经由执行法律而获得的。从人员任职方面看，1982年宪法正式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这就产生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之间如何划分立法权限的问题，也即哪些事项可以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哪些事项须留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密尔在19世纪中期就已指出，几乎没有任何脑力工作像立法工作那样，需要不仅是有经验和受过训练，而且通过长期而辛勤的研究训练有素的人去做。有学者主张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适用于我国，大致理由是，我国现行的政体与德国、日本具有相似性，相关的宪法规定亦与德日具有相似的结构。1982年修改宪法时，修宪者面临着在全国人大的代表性与行动能力间作出选择的问题。

按照邓小平的说明，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是按照两个原则拟定的，一是必须使各级人大成为具有工作能力的国家政权机关，既便于召集会议，又便于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19]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载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国家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习参考资料》，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412页。

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法学家》2018年第5期，第35页。[22]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的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中，也只有总理为全国人大代表。例如，在法国宪法体制下，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自主条例。

[46]参见前引〔22〕，许崇德主编书，第109页。结合上述背景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设立，显然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变量，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之间的关系，也拓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其次，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非国务院从属性的体现。人民只有通过代表机关才能形成和表达其统一意志。

根据我国宪法第100条，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只不过，从代表性与行动能力功能分配的角度观察，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民主正当性传输关系，而实质的议行关系主要体现在更具行动能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之间

同时，由于合宪性审查并非一个具体的技术性装置，而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不仅涉及到审查的主体、范围、标准、程序、方式等体制机制问题，还涉及到审查的原则、效力、责任以及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备案审查的关系等深层次的基本原理问题，由此使得宪法学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新中国成立后，迫在眉睫的宪法任务是如何通过根本性的制度更替而建构起新的政治法律秩序，如何通过卓有成效的国家建设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抽象而玄虚的学术范畴和理论逻辑面对丰富多彩的宪法生活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基于美好愿望而提出的制度建言和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象牙塔内的孤芳自赏和沙盘推演。总之，习近平法治思想擘画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成果，是我们党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科学的法治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